现行的文化体制造成中国文化落后的局面
自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以后，所有的文化产业、文化活动都纳入了国家的行政体系和事业体系。不止是广播、电影、电视，历史上一直笙歌不绝的戏曲
这种文化事业的管理方式造成的人才资源和艺术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配置资源的文化事业，既然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一不包的“大而全”，势必使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奋起追求“小而全”。全国每个省、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我所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1959年成立时还不到二百万人，不但成立了电影制片厂，还从浙江调来许多优秀的越剧演员成立起“宁夏越剧团”。试想，宁夏有几个人欣赏越剧？压根儿没有观众。演员们长期闲置，几年下来就把宝贵的艺术青春丧失了，最后变成一群领退休工资过日子的老太太；宁夏电影制片厂在40多年中只拍摄了5部电影。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仅仅通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经济上就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在文化方面至今我们还没有摆脱落后面貌。“破”了旧文化，“新”文化又没“立”起来。中华文化早已失去了文化出口大国的风光，沦落为一个文化进口大国，只能用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顺差，来弥补文化产品的进口逆差。自开放后的20多年来，我们大陆的文化生态先是被“港台风”冲击，继之被“日流”冲击，现在又被“韩流”冲击。我们的文化生态比自然生态还要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的主体文化、本土文化有逐渐消失的危险。所有的文化事业单位都成了国家的包袱，浪费了大量资源又没有创新能力，这才迫使我们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今天，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已大大超过其传统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额，2004年韩国仅电视剧一个品种的出口额即达到7400多万美元，几乎与他们的汽车出口额相等。文化产业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在发达国家充分显现出来。而我国呢？据统计，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或者叫做文化事业所创造的产值，仅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至于文化产品的出口更微乎其微，与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额简直不成比例。2004年我们生产了几万集电视剧，能够播出的只占三分之一；2004年生产的电影是212部，但上映的不足50部，把赚钱的、保本的甚至将能给观众留下一点印象的一齐加起来，大约不到10部。这样，从总体上平均计算，我们生产电影电视剧的“单位耗能比”，要大大高于美国的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
国内每年出版的图书种类不计其数，但是真正值得细细品读的有又有几本？
什么是文化事业，什么是文化产业，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好像是谋利的文化活动算文化产业，不谋利的文化活动就算是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分就在于它赚钱不赚钱。民间去做赚钱的文化产业，不赚钱的文化事业仍由国家包下来。可是国家并不生产钞票，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文化事业上存在的巨大资源浪费怎么都消除不了，不但国家的文化事业上不去，而且政府和民间在文化活动上的关系也搞得复杂化了。再进一步追问，文化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赚钱，非得赔本不可呢？文化事业不能赚钱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我们的脑海。可是，你搞的文化活动没人愿意花钱去观赏，怎能感动受众，深入人心，让人认同？只有免费或是运用行政手段动员才能把人召来观赏或是参与的文化活动，只能算是宣传活动。它的社会效益就是政治宣传，让人人都了解大政方针，照领导的意图去理解某个问题，按道理这是不能占用文化经费的，只能由政府的行政经费中划拨。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目前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
中共十六大以后，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部门及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以“公司”或“集团”的名义走向市场。同时，在影视娱乐、图书发行、新闻出版、网络传媒、软件开发、文物旅游等等行业中已有许多民营经济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焕发了生机。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很自然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有媒体陆续报道，如文化市场的准入、知识产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配置、政策法规的缺失等等。
这里，我只想就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改革后重组为公司或集团，在文化市场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固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可是不容忽视这种改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体制的弊端，反而有些地方出现了“一大二公”性质的“一平二调”现象，使知名度较高、经营较好的文化单位背负着知名度较低、经营较差的文化单位，像玩30人3l条腿的游戏，大家捆绑在一起跑，增加内耗，费力不讨好。诚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多数是由大公司和大集团来组织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在“全球100强”中就有十几家文化企业，但他们都是通过市场经济法则在竞争中兼并、收购、重组的，也就是说，这种大型文化企业是顺应市场形势和市场要求自然而然地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因而他们的结合充满着张力：不是“1+1=2”而是“1+1=3”或更大，不然他们就不会合并。而我们的文化事业单位由行政力量进行重组，往往是强扭的瓜不甜，组成的大型文化企业表现出的不是“1+1=2”而是“1+1=1．5”，或是仍然等于1。其实，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未必组建为大型文化企业就能增强文化产品的生产力。
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认真研究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作为一名作家，担任过18年之久的省级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又有12年创办经营文化企业的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多，产出的量就越大、质就更优，而文化艺术产品的质和量却与资金投入不成比例，不见得资金投入多产出就多、就好。虽然欧阳修说文学艺术家“文穷而后工”并非真理，我们不能说文化艺术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少产出越多、越好，但优秀的文化产品确实不只是靠金钱就能打造出来的。“穷”，即资金投入量少，未必不会出好产品。举目前最热门的文化产品――好莱坞的电影为例，从美国人自己挑选出来的20世纪100部经典影片，其中属于“大制作”的还是少数。近十几年来，好莱坞“大制作”的影片越来越多，可是多数“大制作”影片虽然运用高科技手段制作的大场面有很强的观赏性，有很高的票房收入，而影片中的文化含量、艺术价值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有的反而还很稀薄。许多“大制作”影片热闹一阵就过去了，并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相反，倒是一些独立制片人的“小制作”影片以其高超的艺术性和普遍的哲理与人性，会给观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这点看，经济实力较弱的民间经济经营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国营的文化大企业即使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后面有很强的行政资源，可是在文化市场上恐怕也竞争不过民间经营的文化产业。譬如官方投入大量资金树立的“五个一工程”，如果作为商品看，它们中的多数是亏损的。
三、既然有文化产业和文化商品，当然应该有这种产业及商品的主管部门。这与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商品的质量必须有社会监督一样，是无可厚非的。过去，社会文化事业及产业都由宣传部门与文化部门统一管辖，文化产品的组织者、策划者同时就是产品的监督者和审查者，他们与具体创作者虽也经常有矛盾，但并不突出，即使产品报废也从来不算经济账，因为那种文化产品并非商品而是宣传品。民营经济进入文化产业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怎样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拿到市场准入证。上级主管部门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很多文化产品能否进入市场，则常常要看主管部门的审查者对主流意识的理解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而定。文化产品一旦通不过审查，不能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其经济损失则完全由民间经营者承担。这在影视娱乐和图书出版业上已经显现了出来，所以民间对影视、演出及图书出版业方面要求立法的呼吁越来越强烈。有了法，民营文化产业的生产就有章可循，上级主管部门也可依法管理。但文化产业的立法难就难在许多文化产品不像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的质量那样有刚性的监控程序和量化的测试标准。这样，民间和官方都常常处在两难境地。民间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无所适从，官方审查者仿佛拿着一条松紧带来度量文化产品，可松可紧，时松时紧，因此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官方常常发生摩擦。我以为，这一方面需要官方对民间文化产业应有足够的宽容、宽松、信任和制订出分类、分级管理的办法，另方面，民间文化产业也应有足够的自觉、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美国官方并不管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但他们的影片无一不在宣传西方的主流意识，纯商业片都贯穿着西方的价值观，即使某些文化产品批判其现存体制，不论多么激烈（如《华氏911》），也都起着维护和完善其现存体制的作用。因为他们已有他们一套民间的制约和约束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形成。这正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所以，对文化产业的规范，恐怕还需要磨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制约我们文化创造和创新的根本原因
过去，我们一提起文化，必定先要搞清楚是“社会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封建主义文化”，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清理队伍，改造思想，最后来了一场以“文化”冠名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与意识形态紧紧地连在一起，弄得文艺工作者人人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谈“文化”脸色就变。因为没人能分得清什么算是“社会主义文化”，什么算是“资产阶级文化”或“封建主义文化”。文化分类没有一个测定标准，只有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同样是古典小说，最高领导人说《红楼梦》好，《水浒传》不好，那就一锤定音。可是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好坏的标准在哪里，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
众所周知，文化创造与创新最需要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人的想象力和知识素养。什么是想象力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凭空想象出来的。想象力，不过是记忆力高度爆发的结晶而已；在个体人身上，创作的灵感以大脑深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知识及个人的经验为资源，或是浅度记忆，或是深度记忆也即潜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又是什么呢？记忆就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然而，我们在近半个世纪即两代人这样长时间所受的教育，是阻断民族记忆的教育。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由政治需要进行解释和选择。在遍及城乡的一次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改造中，传统文化的各种载体和传统的民风民俗被清扫殆尽。我们对我们祖先，对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没有多少认识。再加上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让我们高兴的事就记得住，让我们不高兴的事就忘掉算了。比如谈到改革开放后才实行的符合潮流、符合人心世道的政策时，有的文件是这样表述的：“自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一贯的方针政策”等等，一下子就把肆虐了20多年的“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轻轻抹去了，“反右”和“文革”似乎没有发生过，致使今天的年轻人以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享有一定自由度并且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不缺的；改革开放后道德败坏，贪污腐化，问题成堆，远远没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政治清明，人人都是雷锋；对待我们过去曾和某一个邻国进行的长期悲壮的战争，也是随着形势有时淡化宣传，有时强化宣传。弄得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最糊涂，最没有历史感。
而且，这种文化生态养成了我们的思想方法是线性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好即坏……线性思维只会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只会顺着一条线往前想，逆向思维的能力很差；我们的思维模式呢？又是方形的！像一个盒子似的是有边界的，过去强加给我们的条条框框松动以后，我们自己大脑里的条条框框还一时不能破除。现在是上层领导人不断号召我们“解放思想”，而我们自己反倒常常举步不前，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什么，而是线性的思想方法和方形的思维模式早就成了我们的思想习惯。我们脑子里的政治细胞挤压了艺术细胞，政治敏感性太强而艺术直觉太弱。中老年人是这样，改革开放后才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又如何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虽不像中老年人那样被强制接受单一的思想教育，却是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开放以后大量西方的和古代的文化精品涌入人们的视野，但应试教育下的大、中、小学生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喜欢让人轻松快乐的“快餐文化”。“任其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尔！”不管你有多少富含营养的好汤，他们只爱喝甜水。所以，现在受过教育的老、中、青三代人包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有些人或许在专业上很精通，但知识面普遍狭窄。
缺乏历史感，缺乏历史知识，人文素质较差，个性得不到张扬的人，怎能有广阔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脑海中就没有多少精神资源。为什么一年生产的几万集的电视剧多半取材于古今小说或者是传奇？就因为那东西不需要投入多少想象，故事是现成的。反正现在观众的水平也不高，只要他们看着热闹就行。
我们有13亿人口，肯定有天赋异禀的男人和天生丽质的女人，其绝对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即使人们的历史感弱，文化素养差，知识不够全面都没有关系，总会有佼佼者不断涌现出来。但是，他们靠的是天赋异禀和天生丽质，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所有的“星”自身都缺乏创作能力，更缺乏原创性。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必须“炒作”，必须“包装”，他们不敢、也不能“素面朝天”。目前的文化产业圈子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热闹；我们现在还不能制作出有深厚文化底蕴、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个人魅力的文化商品，以内在文化含量去打动观众，因此就必须策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掀起“集体性狂欢”。所以我说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正好适合中国目前的受众，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处在“泡沫繁荣”之中。
然而，我还是很乐观的。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具有天赋的男女艺人开始如我们通常说的政治用语那样“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了。先以天赋的特质打动人，通过商业炒作进入并占领市场后，最终不满足现有的一闪而逝的光辉，想尽力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开始使自身更加完善，这个过程在目前已经显现出来，并且已取得可喜的成绩。市场竞争会迫使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奋起直追。不然，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在竞争中你就会败下阵来，变成一名失败者。不久的将来，等表面的花样都玩够了，人民群众也逐渐成熟，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再满足于目前这些浅薄的东西的时候，那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艺术品才能占领市场成为商品。那时，你就得拿出真玩意来。
（摘自《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2月版，定价：23.00元，原题为《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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